5.5 砌末道具
豫剧班社把砌末称作道具，早期演出所用器物比较简单，除几个木制服装箱外，只有一捆枪，这种配置与流动戏班轻装赶台的条件相合[1]。到了县豫剧团阶段，道具种类明显增多，笏板、圣旨、笔架、酒杯、茶盘、签筒、蜡台、灯笼、状纸、请帖、扇类、文印、彩绢、宝剑、腰刀、手斧、金爪、弓箭、钉排、八角锤、月牙铲等都在备置之列[2]。这些器物每类包括好多样，每样又有好多件，满满装了十六箱[3]。武戏把子有单刀、双剑、大刀、长枪、双枪、鞭锏、板斧等，长短兵器与鞭锏板斧在开打中各显其形[4]。豫剧在武戏、武功上，有自己的把子、自己的套数、自己的绝技，武打路数与器物配置彼此呼应[5]。在《八贤王说媒》中，还要表演窜铡、窜火圈、窜刀圈，铡、火圈、刀圈等设置直接进入武戏场面[6]。
桌案在表演调度中出现：演员双手将桌案高高举起放置台中，随后大步下场[7]。桌裙用红布或缎制作，多以素面或绣上戏班名称[8]。舞台上的遮堂之外，布幕有大幕、底幕、中幕，并加边幕条[9]。陶营复盛班成立时就挂遮堂、唱高台，舞台设施也比较简单[10]。桌子一经结合表演，便成了帝殿、公堂、厅堂、书房中的种种案桌[11]。演《盗佛手桔》《盗九龙玉杯》时，要表演盘绳、空中还原、探海、元宝顶、大翻身、吊水桶等绝技，绳索、水桶等器物参与特技呈现[12]。夜场在舞台门两边柱子上点两盏老鳖灯，中间挂一盏汽灯[13]。
"砌末"名称的由来与体系
在豫剧术语中，砌末被称作道具，早期豫剧道具很简陋，除几个木制服装箱外，只有一捆枪[14]。县豫剧团的道具种类繁多，备有笏板、圣旨、笔架、酒杯、茶盘、签筒、蜡台、灯笼等物，每类包括好多样，每样都有好多件，满满装了十六箱[15]。这说明砌末不是零散物件，而是按演出需要积聚起来的器物群。服装方面，有蟒、靠、箭衣、打衣、角衣、褶子、官衣、员外衣等[16]。头盔方面，见有小生巾、员外巾、纱帽、相帽、帅盔、王帽、鸡盔、凤冠等[17]。把子则有单刀、双剑、大刀、长枪、双照明枪、鞭锏、板斧等[18]。服装、头盔与把子分别对应人物装扮和武打表演，构成随身砌末的主要门类；这里“砌末”在豫剧中又称道具，名称所指与器物分类在舞台实践中并行。
舞台装置也属于砌末体系。桌案可根据场面需要移动和变换位置，椅搭、桌裙用红布或缎制作，多以素面或绣上戏班名称[19]。一经结合表演，桌案便可成为帝殿、公堂、厅堂、书房中的种种案桌[20]，还可作山寨、山坡、悬崖，加上幔子可作过街城楼等代用品[21]。这样，桌案的用途就不限于陈设，而能随剧情转换为不同空间。由此看，豫剧砌末体系至少包括随身道具、服装头盔、把子以及桌案装置与代用品等层次。名称上以“道具”称砌末，并未取消砌末内部按服装、头盔、把子、桌案等门类作出的区分。
一桌二椅：豫剧舞台最典型的砌末
在豫剧舞台的砌末中，一桌二椅是最典型的组合。桌子一经结合表演，便可成为帝殿、公堂、厅堂、书房中的种种案桌[22]；它还能作山寨、山坡、悬崖，加上幔子又可作过街城楼[23]；桌裙以红布或缎制作，有素面与绣上戏班名称的做法[24]。一桌二椅并不止于陈设，它把舞台空间收束到演员身边，让案桌、城楼、山坡等不同场景在同一副桌椅间转换。桌椅的简省形制，也为演员留出大幅度的身段调度余地，使砌末的“少”转化为表演的“多”。在这种用法中，桌椅是演员身体动作的延伸，也是场景转换的尺度。
在《司马茅告状》的“写状”一折，司马茅高高举起桌案放置台中，摆上笔砚蜡烛，跃上椅子，足蹬桌案，大划圈砚墨，大挥臂膏笔[25]。随后他双手将桌案高举放置台中，下场片刻，又手捧托盘把大蜡烛、大砚台、大状纸一一摆上[26]。桌案与椅子在这里既是写状的公堂案桌，也是演员腾挪、亮相的支点；独角一人，却能借桌椅的调度演出轰响满台的气势。桌椅的每一次搬动、登踏，都把静态砌末变成动态表演的一部分。及至县豫剧团，道具种类繁多，笏板、圣旨、笔架、酒杯、茶盘、签筒、蜡台、灯笼、状纸、请帖、扇类等应有尽有[27]；这些道具每类包括好多样，每样都有好多件，满满装了十六箱[28]。砌末不断增置，一桌二椅仍以最简省的形制，承担豫剧舞台最基本的空间组织功能。
马鞭、船桨与旗类：虚拟之美
马鞭、船桨与旗类的舞台趣味，在于器具不独自完成意义，而由演员的身段、步法与手势把它转为行舟、策马、列阵的想象。豫剧砌末中，马鞭是请木工仿制的器具之一，与腰刀、笏板、拂尘、佩剑等并置[29]；县豫剧团的道具种类繁多，笏板、圣旨、笔架、酒杯、茶盘等均在其列[30]，每类包括好多样，每样都有好多件，满满装了十六箱[31]。器具的齐备并不等于追求实景，马鞭一类小砌末仍要依靠演员的程式动作获得戏势。豫剧在武戏、武功上有自己的把子、套数、绝技，如枪路上的走丝、连九枪、十三枪、九个鼻、捌杆、单倒、满江红等[32]。在《收卢俊义》《八蜡庙》中，要表演上杆功中的斜插一杆旗、空中探海等特技[33]，旗类名目便与杆上功夫连成一体。豫剧称砌末为道具，早期道具很简陋，除几个木制服装箱外，只有一捆枪[34]；简陋的器物反衬出表演的分量，马鞭、旗类所唤起的马与阵，也就在这种以少总多的舞台传统中成立。器具的繁简在其次，关键是它能否让观众由马鞭想到马、由旗类名目想到阵势与人物气性；豫剧材料所见的仿制马鞭与旗类特技，正把这种想象交给演员的身段来完成，虚拟之美也就不在器物繁简，而在器具与程式动作相遇时生出的舞台时空。
刀枪把子与把子功
豫剧武戏中的刀枪把子，先看枪路：枪路上的走丝、连九枪、十三枪、九个鼻、捌杆、单倒、满江红等，都是豫剧所特有的[35]。这些名目被列为豫剧所特有，可见枪法套数不是临时拼凑。《盗佛手桔》《盗九龙玉杯》中要表演盘绳、空中还原、探海、元宝顶、大翻身、吊水桶等绝技[36]。《收卢俊义》《八蜡庙》中要表演上杆功中的斜插一杆旗、空中探海等特技[37]。把子功由此不限于地面枪来刀往，还包括绳、杆、高台等硬功。这些枪路与特技共同构成豫剧武戏把子功的表演内容。
济源县豫剧团的道具种类繁多，应有尽有，宝剑、腰刀、手斧、金爪、弓箭、钉排、八角锤、月牙铲等都在其列[38]。汝阳戏曲班社中，梆子的头盔与把子都有具体名目，把子有单刀、双剑、大刀、长枪、双枪、鞭锏、板斧等[39]。早期豫剧道具则很简陋，除几个木制服装箱外，只有一捆枪[40]。从一捆枪到单刀、双剑、大刀、长枪、双枪、鞭锏、板斧，再到宝剑、腰刀、手斧、金爪、弓箭、钉排、八角锤、月牙铲，豫剧刀枪把子的品类逐步增多。这一变化说明把子类砌末随演出需要不断添置，刀枪把子不仅是武打器械，也是豫剧舞台美术的组成部分。
砌末的立法保护
立法保护的第一步，是确认豫剧砌末在戏班话语中的称谓与实物边界。豫剧把砌未称为道具，早期道具颇为简陋[41]。这种简陋并不等于对象简单，因为戏箱、枪把子与随手取用的桌案共同构成演出支点。豫剧舞台上的桌子放在正中，又可随场面需要移动变换位置[42]。一经与表演结合，桌案便成为帝殿、公堂、厅堂、书房中的种种案桌[43]。保护范围的划定若只盯住单件器物，就容易割裂器物与场面调度的关系，也会忽略戏班长期形成的代用习惯。
早期豫剧砌末的简陋，集中体现在小戏班的携带方式上。当时群众说“一生一旦一丑角儿，戏箱就是小衣包儿”[44]。马鞭、腰刀、笏板、拂尘、佩剑等，差不多都是请木工仿制[45]。这类仿制器物进入表演后，指向的是骑马、升堂、行令等具体程式，并非单纯陈设。桌椅、幔子还可作山寨、山坡、悬崖、过街城楼等代用品[46]。立法保护在此需要区分原物、代用品与表演用法三个层面，否则同一种桌案在不同场面中的多重身份会被压平，戏班因陋就简的创造力也难以进入登记视野。
把子与武功绝技的关系，是砌末保护中容易忽略的技艺层。豫剧在武戏、武功上有自己的把子、套数、绝技[47]。在《八贤王说媒》中，要表演窜铡、窜火圈、窜刀圈[48]。在《盗佛手桔》《盗九龙玉杯》中，要表演盘绳、空中还原、探海、元宝顶、大翻身、吊水桶等绝技[49]。这些表演依赖枪刀把子、绳索、水桶等器物，器物形制与套数相互规定。保护若把它们拆成孤立的“道具”，就难以说明其为何必须如此制作、如此摆放，也难以记录武戏在豫剧中的独有路子。
服装、盔头与把子的成箱配置，显示砌末保护不能只按“道具”一类处理。豫剧的服装包括蟒靠、官衣、褶子、角衣、小衣包、裙子、女帔、女蟒、丫环坎等[50]。把子有单刀、双剑、大刀、长枪、双枪、鞭锏、板斧等[51]。这些物件与角色行当、剧目类型相连，故其登记单元应保留原来戏箱中的组合关系。汝阳一带的豫剧演出还使用大幕、底幕、中幕和边幕条[52]。舞台布景与灯光进入后，砌末的边界又扩展到幕布、灯具和画景，保护对象随之具有舞台装置的整体性。
特制道具与机关布景，把砌末保护推进到技术复现的层面。七十年代济源戏曲舞台出现凌空飞雁、云中现影、孙猴升天、仙女下凡、挂画变人等特制道具[53]。这些效果用电器操作、特技手法，给观众以神秘感、新奇感[54]。汝阳的神话剧利用水滚反射，制作“瀑布争流一泻千尺”之感[55]。另有“空中飞人”利用翻板完成“人变狼、狼变人”等机关布景[56]。保护此类对象，须同时记录器物、机关、操作方法与舞台条件，单存一件机关片断不足以说明其效果，也不足以说明其与剧情衔接的方式。
砌末保护最后要回到表演现场，因为同一件桌案在独角戏中会被赋予强烈的动作意义。《司马茅告状》中，司马茅高高举起桌案放置台中，摆上笔砚蜡烛，跃上椅子，足蹬桌案[57]。随后大划圈砚墨，大挥臂膏笔，大腔口唱喊[58]。在另一处表演里，他双手将桌案高高举起放置台中，大步下场[59]。这些动作把桌案从一般陈设转为状告天地的支点。立法保护的对象因此应包括砌末的用法记录、场面调度和与之相配的表演程式，而不是把器物从舞台上抽离，使其只留下尺寸与材质的信息。
加上幔子，桌案可作过街城楼等代用品，照明则用两个大“鳖油”[60]，幔子、灯油与桌案相配，简陋器物也能搭出城楼与夜场的照明条件，替代性陈设的思路在早期舞台上已经出现。豫剧在汝阳演武戏《杨排风》时，所用服装也是新置成套服装，有蟒、靠、箭衣、打衣、角衣、褶子、官衣[61]，成套服装与砌末同置，角色装扮的规格随之整齐，衣箱与把子箱的分工也更见清楚。遮堂用布幕有大幕、底幕、中幕，加边幕条[62]，布幕分层，舞台前后与边沿的区隔因此清楚，舞台装置的层次也由布幕的增减得到调整。豫剧在武戏、武功上，有自己的把子，自己的套数，自己的绝技[63]，把子不只是器具，也是武戏表演体系的一部分，砌末与功法相联，器物的保护便不能脱离表演技艺单独看待。
枪路上的走丝、连九枪、十三枪、九个鼻、捌杆、单倒、满江红等，都是豫剧所特有的[64]，这些枪路名目把武戏把子的技术含量固定下来，也使砌末与身段套数紧密相连，枪路名称本身成为辨识豫剧武戏砌末的一把钥匙。在演《收卢俊义》、《八蜡庙》时，要表演上杆功中的斜插一杆旗、空中探海等特技[65]，杆、旗与空中探海相配，砌末参与高难度身段的完成，杆旗的设置与动作的完成互为条件。在“写状”一折，司马茅高高举起桌案放置台中，他摆上笔砚蜡烛，跃上椅子，足蹬桌案[66]，桌案由陈设变为表演支点，笔砚蜡烛也随之进入动作，桌案的高度与位置直接参与人物情绪的推进。他接唱“一张神桌中间放”，双手将桌案高高举起放置台中，大步下场[67]，神桌在唱词与动作中同时出现，砌末成为情节推进的标记，唱词所点明的器物与演员手中的器物彼此印证。《小二姐做梦》则是与《司马茅告状》风格迥然不同的独角戏，但红火之程度则是相同的[68]，两剧一悲一喜，桌案等砌末的用法各异，舞台热度却同样饱满，砌末在不同风格中的适应力也由此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