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剧目 · 35

西厢记

豫剧 · 非遗约 5584 字来源：见文末 注释与资料来源

西厢记

《西厢记》的题材源头可追溯到唐代元稹《会真记》（即《莺莺传》）[1]，此后金代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宋元南戏《南西厢记》与元代王实甫《崔莺莺西厢记》等相继出现，形成不同时代的改编序列[2]；北杂剧《西厢记》在元代已是“天下夺魁”的作品，七百年来流行不衰[3]；明代金台岳家刻本《新刊大家魁本全相奇妙注释西厢记》则是今见最早的《西厢记》注释本[4]。就体制而言，《西厢记》有南北之分：北西厢为元代王实甫的北曲杂剧，南西厢采用南戏或传奇形式、用南曲演唱[5]；从影响与地位看，北西厢主要影响在文学，南西厢主要影响在舞台[6]。《西厢记》是一部喜剧，描写封建时代一些青年男女为了自由、幸福和生活的权力而敢于和传统封建力量进行搏斗[7]。金圣叹推重《西厢记》，提出扫地读之、焚香读之等读法[8]；红娘对《西厢记》故事至为关键，后世成为为爱情牵线者的代名词[9]；《西厢记》又在《红楼梦》中多次出现，成为曹雪芹刻画人物的道具[10]；明清以来《西厢记》的改编、翻改、续写、增补之作众多[11]，1983年，阎立品、闫立仁改编的豫剧《西厢记》问世[12]。

基本信息

项内容
剧名《西厢记》[13]
别名《北西厢》《南西厢》（南北体制称谓）[14]
题材类别爱情故事、喜剧[15]
编剧与整理阎立品、闫立仁改编（1983年豫剧《西厢记》）[16]
首演时间与首演者—
主要行当—
声腔与板式—

一、剧情

豫剧《西厢记》有1983年阎立品、闫立仁改编本[17]。这一同名剧目处在《西厢记》不断被不同时代、不同剧种改编的谱系中，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宋元南戏《南西厢记》、元代王实甫的《崔莺莺西厢记》等，都是不同时代的不同作者根据元稹同一故事改编的不同类剧种的戏曲剧目[18][19]。元稹《莺莺传》写家境贫寒的书生张生与没落贵族少女崔莺莺之间的悲剧爱情故事[20]。其中张生赴京考试后，为求取功名抛弃崔莺莺，二人的爱情故事成为始乱终弃的悲剧[21]。元杂剧《西厢记》则讲述张生与崔莺莺二人破除传统礼教的束缚后最终结为眷属的故事[22]。

在《西厢记》的剧情设置中，崔莺莺是前朝崔相国家的小姐，是名门望族[23]。张生第一次来找她时，莺莺马上板着脸用“礼数”拒张生于千里之外，红娘则以“激将法”使她正视自己的感情[24]。当老夫人试图拆散张生和莺莺时，红娘义正言辞地使老夫人无言以对[25]。金圣叹以药作比，说“张生是病，双文是药，红娘是药之炮制”，把红娘置于撮合二人的关键位置[26]。红娘一角推进整个《西厢记》故事的发展，她在张生、莺莺与老夫人之间奔走，使爱情线索得以连续展开[27]。

红娘周旋于老夫人、崔莺莺和张生之间而游刃有余，语言呈现出见人下菜、多面玲珑的特点[28]。面对张生，她常用反讽激将，例如“张生背地里嘴那里去了向前搂住丢番，告到官司，怕羞了你”便是以反语逼张生正视自己的感情[29]。老妇人面前她又从容周旋、据理力争，在郑恒那里又义正词严、不卑不亢[30]。她还以清浊作比，把张生与郑恒置于君子、小人的对立中[31]。反语的使用，凸显出红娘作风泼辣的人物特点[32]。

从剧情功能看，红娘是《西厢记》中不可替代的枢纽人物。金圣叹评点说“《西厢记》写红娘，当知正是出力写双文”，点出写红娘最终仍服务于写崔莺莺[33]。红娘形象在后世流传中，已演变为一个为爱情牵线的人的代名词[34]。在红娘的语言交际里，比喻被用来具象化人物和景色[35]。张生与崔莺莺的情感受到礼法阻隔，红娘以丫鬟身份在两人之间穿针引线，老夫人的阻拦、郑恒的介入则不断制造波折[36]。波折之后，故事仍走向良好结局；即使遭受中途变故，也会勇敢守护感情和幸福[37]。

二、艺术特色

豫剧《西厢记》的整理改编见于1983年阎立品、闫立仁改编本。围绕《西厢记》的改续之作，有研究列出33种，分为改编本、翻改本、续写本和增补本四类[38]。这一数量与类型说明《西厢记》的故事框架具有可重复组织的舞台弹性。金圣叹评《西厢记》时强调“世间妙文，原是天下万世人人心里公共之宝”[39]。这种公共性使不同剧种在改编时能够共享人物关系与情感段落。豫剧《西厢记》的艺术特色，也须放在这一长期流传的文本与舞台传统中观察。

《西厢记》人物结构的突出处，是以双文即崔莺莺为轴心，以红娘为枢纽。金圣叹把张生比作病，双文比作药，红娘比作药之炮制[40]。他又说《西厢记》止为要写一个人，便不得不又写一个人，那个人就是红娘[41]。因此，写红娘并非旁枝，而是为写双文[42]。红娘的语言呈现出“见人下菜”、多面玲珑的特点[43]。在莺莺面前她遮遮掩掩、婉转迂回，面对张生则调侃嬉闹、辛辣讽刺[44]。这种人物配置使舞台上的冲突集中而有层次。

红娘的语言修辞，是《西厢记》艺术特色的重要组成。她的比喻“【乔牌儿】你看那淡云笼月华，似红纸护银蜡”，把景色写得具象可感[45]。比喻的使用主要反映出红娘能说会道、机灵善言的人物特点[46]。反语则是她激将张生的常用手段，红娘激将张生，用的就是反讽修辞[47]。这些修辞不是孤立炫技，而是贴合红娘下层丫鬟的阅历与机敏。

《西厢记》的喜剧风格，在研究者中有较集中的判断。宋之的认为王实甫《西厢记》是喜剧，描写青年男女为自由、幸福和生活权力与封建力量搏斗[48]。林涵表称《西厢记》是一部不朽的中国古典喜剧名著，以乐观的战斗精神划破宗法礼教的黑幕[49]。后记称《西厢记》是一部以爱情故事为题材具有浓郁喜剧色彩的作品[50]。这些判断共同说明，该剧的笑声不是外加的噱头，而是从人物冲突中生长出来的。红娘的调笑、张生的痴态、老夫人的拘谨，构成喜剧节奏的支点。

《西厢记》语言的动作性，是它适合舞台演出的另一特色。有研究从舞台演出角度肯定《西厢记》语言包含形体动作、表意动作、描景动作[51]。所谓“具有很大的舞台实践意义”，正说明唱词与念白不只是抒情，还能提示身段、调度和场景转换[52]。金圣叹说《西厢记》作者只是“向天下人心里偷取出来”[53]。这从接受角度解释了它为何能长期保留在舞台上。豫剧《西厢记》的改编，若要在唱念中安排表演身段，这类语言动作性正是可资转化的基础。

《西厢记》在舞台流传中还形成可拆可合的折目。清代北京戏曲演出记录中，有《请宴》等出自《西厢记》的折子[54]。这些折目说明该剧的情节段落具有独立成折的舞台生命力。金圣叹读《西厢记》时主张“必须扫地读之”，要“不得存一点尘于胸中”[55]。他又说“必须焚香读之”“对雪读之”[56]。这种近乎仪式的阅读态度，折射出《西厢记》在读者中的艺术感染力。豫剧《西厢记》的舞台呈现，也可从这种段落化、仪式化的接受传统中理解其观众基础。

三、经典选段与唱词

《西厢记》有南北之分，北西厢以元代王实甫的北曲杂剧为体，影响重在文学，南西厢的影响重在舞台[57]。《南西厢记》以红娘为主戏，红娘为“九娘”之一娘，选段自然围绕她展开[58]。清代北京昆腔折子戏中，《请宴》《寄柬》列入小旦金福寿官的戏码，说明这两折常作单出演出[59]。同书所录折子戏另有《游寺》，可见寺警、游殿一路的情节亦被摘演[60]。1983年，阎立品、闫立仁改编的豫剧《西厢记》出现，豫剧由此拥有自己的《西厢记》改编本[61]。这些折子与改编本共同构成《西厢记》从元杂剧到地方戏的选段谱系。

北西厢即是元代王实甫的北曲杂剧《西厢记》[62]。贴旦毛二官尝演《下棋》《佳期》，两折均出自《南西厢记》，属于红娘主戏的折目[63]。上海昆剧团展演方洋的《惠明》、梁谷音的《跳墙着棋》，说明《跳墙着棋》也是常演折子[64]。清末舞台仅存十出，已少有齐全的串演，折子戏的影响反而比较大[65]。折子摘演使《西厢记》的唱段脱离全本，红娘科诨成为选段的重要看点。

红娘唱词中的比喻颇能见其机灵，如【乔牌儿】“你看那淡云笼月华，似红纸护银蜡”，以月华、红纸、银蜡作比，语感明快[66]。她激将张生时用反语：“张生背地里嘴那里去了向前搂住丢番，告到官司，怕羞了你”，反说张生怕羞，实际是催他行动[67]。面对郑恒，她又以“乾坤，清者为乾，浊者为坤，人在中间相混君瑞是君子清贤，郑恒是小人浊民”作清浊类比，褒张贬郑毫不含糊[68]。三例唱词都短促、口语化，便于场上念唱。这些唱词与念白把红娘推到戏剧推进者的位置。

红娘在后世已演变为一个为爱情牵线的人的代名词，选段中的红娘戏因此格外受听[69]。金圣叹以“双文是药，红娘是药之炮制有此许多炮制，便令药往就病，病来就药也”评红娘，把她的唱做视为成全崔张关系的关键[70]。《西厢记》写红娘，当知正是出力写双文，红娘的唱词虽多谐趣，落点仍在莺莺[71]。可以说，如果没有红娘，就没有《西厢记》，红娘在选段中的分量由此可知[72]。红娘的科诨与唱段把老夫人、莺莺和张生串在一起，形成选段特有的轻喜剧节奏。

红娘周旋于老夫人、崔莺莺和张生之间而游刃有余，语言呈现出“见人下菜”、多面玲珑的特点，这使她的唱词在不同对手面前不断换调[73]。《西厢记》是一部以爱情故事为题材具有浓郁喜剧色彩的作品，选段中的调笑、试探与误会都服务于此[74]。《西厢记》杂剧对于曲艺的影响也很大，鼓词、弹词的《西厢记》十分著名，红娘唱段由此进入说唱系统[75]。金圣叹主张《西厢记》必须尽一日一夜之力一气读之，一气读之者，总揽其起尽也，这也可移来看选段在全本中的起承转合[76]。由折子到整本，由元杂剧到豫剧改编本，经典选段与唱词始终是《西厢记》舞台生命的支点。

四、代表流派与演员

豫剧《西厢记》的改编记录中，1983年条目列有阎立品、闫立仁改编的豫剧《西厢记》[77]。这一条目与1953年上海越剧团的《西厢记》、李乔改编的北京曲剧《西厢记》、樊粹庭整理的《七部西厢》并列于同一改编年表[78]。年表还列有1958年田汉改编的京剧《西厢记》、1961年石凌鹤改编的赣剧《西厢记》、1982年马少波改编昆剧本[79]。从这些并列条目看，豫剧《西厢记》的改编者阎立品、闫立仁所置身的，是《西厢记》在20世纪50至80年代的多剧种改编序列。豫剧《西厢记》的舞台呈现围绕红娘、崔莺莺、张生三人关系展开，红娘在其中承担促成与周旋的功能。金圣叹把张生比作病、双文比作药、红娘比作药之炮制，说明红娘是使药往就病、病来就药的关键[80]。豫剧《西厢记》的演员在处理红娘时，所依托的正是这一促成与周旋的人物位置。

红娘原本是老夫人派去伺候崔莺莺的丫鬟，同时承担监视约束之责[81]。她在老夫人、崔莺莺和张生之间周旋而游刃有余，语言呈现出“见人下菜”、多面玲珑的特点[82]。面对莺莺，红娘多采用引用、用典、委婉、双关，使表达迂回婉转；面对张生，她多采用反语、错位等修辞策略[83]。红娘已演变为一个为爱情牵线的人的代名词[84]。当老夫人试图拆散张生和莺莺时，红娘义正言辞地使老夫人无言以对[85]。这些人物关系为豫剧《西厢记》的红娘扮演者提供了表演依据：红娘既要在莺莺面前遮掩迂回，又要在张生面前调侃讽刺，还要在老夫人面前据理力争。红娘的语言机变不是孤立的口才，而是由她下层丫鬟的身份、封建礼教的言语环境以及她在三人之间的位置共同决定的。豫剧《西厢记》中扮演红娘的演员处理这一角色时，需要把握促成、遮掩、调侃、据理力争等行动层次。

崔莺莺在《莺莺传》与《西厢记》中的身份由富家小姐落魄千金变为相国千金[86]。《莺莺传》中崔莺莺受限于自身出身不高，因此在与张生的感情中始终存在不自信的情况[87]。两部作品中的崔莺莺都有一个从最初的踌躇无措、瞻前顾后转化为大胆且破格地向封建礼教宣战的变化过程[88]。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宋元南戏《南西厢记》、元代王实甫的《崔莺莺西厢记》，说明《西厢记》故事在不同时代被不同作者反复改编[89]。豫剧《西厢记》的旦角演员所处理的崔莺莺，正是这一由传奇人物转为杂剧人物、身份与性格均有变化的女主人公。演员在把握崔莺莺时，需要同时呈现她的不自信与大胆、她的含蓄与宣战。豫剧《西厢记》的演出中，崔莺莺与红娘的关系构成扮演者对手戏的重要支点。

《西厢记》的舞台处理还涉及张生与莺莺爱情的性质。多数研究者认为，《西厢记》是一部喜剧作品[90]。宋之的将《莺莺传》与《西厢记》加以比较，指出元稹的《莺莺传》是悲剧，王实甫的《西厢记》是喜剧，描写封建时代青年男女为了自由、幸福和生活的权力而敢于和传统的封建力量进行搏斗[91]。这一由悲到喜的变化，使张生、莺莺、红娘三人的舞台关系具有明确的行动线：张生与莺莺相互试探，红娘从中促成，老夫人构成阻挠，最终走向团圆。豫剧《西厢记》中扮演张生、崔莺莺、红娘的演员在表演中共同承担这条行动线。阎立品、闫立仁的改编本把豫剧《西厢记》列入1983年的改编记录，豫剧演员的舞台创造由此获得一个可追溯的文本起点。豫剧《西厢记》的代表人物记录，以阎立品、闫立仁的1983年改编本为线索，并与红娘、崔莺莺、张生三人的扮演关系相互配合。

五、传承影响

豫剧《西厢记》的传承，首先依托《西厢记》在戏曲史上的深长积累。北杂剧《西厢记》在元代即被称为“天下夺魁”的作品，七百年来流行不衰，并为明代南曲各声腔剧种上演《西厢记》提供了高水平的蓝本[92]。近代现代诸家的《西厢记》中，田汉的京剧《西厢记》、石凌鹤的赣剧《西厢记》等均从北杂剧《西厢记》改编[93]。1983年，阎立品、闫立仁改编的豫剧《西厢记》见于改编剧目之列[94]。历代改续之作数量可观，张人和《〈西厢记〉论证》所列《西厢记》改续作共33种，分为改编本、翻改本、续写本和增补本四种类型[95]。赵春宁的《〈西厢记〉传播研究》从传播学角度切入，专论《西厢记》的改编和传播[96]；伏涤修的《〈西厢记〉接受史研究》则详细分析各类改编本，并探讨改续之作出现的文化学意义[97]。从唐代元稹《会真记》到当代戏剧、电影、电视的《西厢记》一千多年发展和演变过程，被视为中国戏曲发展史的一条主线[98]。这些改续与传播研究说明，《西厢记》的传承并非单一文本的复制，而是在不同戏曲形式中持续改写、持续接受的过程。

在舞台层面，《西厢记》形成南北并行的传播格局。《西厢记》有南北之分，北西厢即元代王实甫的北曲杂剧《西厢记》[99]；北西厢的影响主要在文学上，南西厢的影响主要在舞台上[100]。明清两代的昆曲舞台上演出的都为《南西厢》[101]。元代南戏《西厢记》是最早的《南西厢》[102]。清代北京昆腔折子戏中也有《请宴》，注明出于《西厢记》[103]。在地方戏层面，1983年阎立品、闫立仁改编的豫剧《西厢记》以改编本形式进入《西厢记》的舞台传播序列[104]。这一从南戏、传奇到昆曲折子戏、再到地方戏改编本的脉络，显示出《西厢记》故事在不同声腔舞台上不断被重新组织。

围绕《西厢记》形成的评点、图像、曲艺与小说接受，也扩大了这一剧目的传播范围。金圣叹评点《西厢记》时强调，世间妙文原是天下万世人人心里公共之宝，决不是一人自己文集[105]。他还提出《西厢记》必须扫地读之，不得存一点尘于胸中[106]。陈洪绶的《西厢记》绘图成为有关《西厢记》书籍装帧中采用最多的一种[107]；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王季思校注本《西厢记》直排本累计印了二十万册以上[108]。《西厢记》杂剧对曲艺的影响也很大，鼓词、弹词的《西厢记》十分著名[109]。汤显祖《牡丹亭》在创作思想、艺术结构、语法修辞等方面也受到《西厢记》一定程度的影响[110]。《西厢记》在《红楼梦》中多次出现，成为曹雪芹用以刻画人物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道具[111]；红娘已演变为一个为爱情牵线的人的代名词[112]。这些跨媒介的接受，使豫剧《西厢记》的改编本拥有深厚的文本与观众积累。

【资料来源】

【参考文献】

注释与资料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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